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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埃尔·法伊《小小国》:

加埃尔·法伊《小小国》:
热带的忧郁

来源:文艺报 | 陈镭  2018年07月27日11:50

加埃尔·法伊

法国队在世界杯上高歌猛进,最终捧起大力神杯。这是一支非洲血统球员占三分之二的欧洲球队,人们不免议论纷纷,调侃揶揄和赞美之声皆有之。法国球员和官员都站出来表明态度:我们是法国人,基于共同国家信念集合在一起的法国公民。法国队夺冠,理应被视为文化融合和移民梦想的实现,不过整个法国社会的融合绝非参加世界杯那么简单,若能像竞技体育一样同心协力,许多社会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身份认同问题复杂而微妙。法国歌手加埃尔·法伊201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小小国》,正是以他早年在非洲的经历为原型的。小说在法国售出70万册,获得包括龚古尔中学生奖在内的多个文学奖项,已翻译成30多种语言。小说开篇就表达了主人公的身份认同危机——他时常回避自己的非洲背景,然而成为巴黎白领的他又有一种“认不出自己”的困惑。在酒吧电视上,他看到新一代难民冒险逃离母邦,幸运之舟终于在欧洲土地靠岸,不禁回忆起自己在非洲的生活,“一种沉重的忧郁就像热带地区的骤雨一样将我击垮”。这本半自传体的小说既坦露心迹,又触碰了许多沉重话题,所谓“小小国”可能不限于具体的某一国,而是移民内心世界的隐喻。

多重身份

法伊1982年出生在东非小国布隆迪,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卢旺达的图西族人。1994年,卢旺达发生震惊世界的种族仇杀,100多万人丧生。冲突也波及布隆迪,法伊被父亲带回法国,生活在巴黎郊区的卫星城。长大后的他在伦敦从事金融工作,后辞职成为颇有名气的说唱歌手。法伊的歌词有很大一部分围绕文化冲突与融合,文学编辑凯瑟琳·纳博科夫(正是那位著名作家纳博科夫的亲戚)对歌词十分欣赏,捕捉到了其中的故事性,鼓励他写作小说。法伊也意识到小说有比歌词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写小说就像在大海之中选择一片浮游之地;而一首歌就像一条流淌的河,有河岸,你就必须待在里面”。这部处女作获得了出乎作者意料的巨大成功。

法伊在他的成长阶段面临一种尴尬处境:由于某些文化习惯和混血长相,他在欧洲被视为“黑人”,在布隆迪却被看成是“白人”——在《小小国》里,甚至主人公的母亲发怒之时,也会把他跟法国父亲划为同一类人。主人公(差不多就是作者本人)来自非洲最贫穷的国家,长大后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写字楼里工作。他既面临强势文明与弱势文明的冲突,同时作为图西族后代,又目睹了非洲民族之间的矛盾。他生在布隆迪的首都布琼布拉,是当地的富裕阶层,家里雇佣了不少工人,移民巴黎之后反而沦为社会底层。如此多重的身份,难免会造成一种文化认同上的分裂,主人公童年的五彩梦幻终归于幻灭,充满了拥抱新世界之时的悲欣交集。

布琼布拉的少年

法伊的主业是音乐,在小说创作上有些青涩之处,然而《小小国》中不乏一些职业作家才有的技巧,显示出他全面的才华。小说开篇和结尾由成年后的叙述人来讲述,主体部分的叙述人则是11岁的少年,穿插了少年与法国笔友的通信,以此来梳理每一个阶段的事件。在受限制的第一人称视角里,对许多具体的政治问题、种族问题都点到即止,作者没有简单下结论,而是突出对人类苦难的同情与反思。

由于使用了受限制的少年视角,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会有阅读障碍,需要做些功课。卢旺达和布隆迪是东非的一对邻国,由胡图族、图西族、特瓦族三种人组成:在全部人口中,胡图族超过八成;图西族不到两成,是国王时代的统治阶层;居于山地的特瓦人比例很低。在旧的殖民体系之下,德国、比利时等国殖民者主要扶持图西族势力,刻意夸大了族群间的自然差别——图西族人身材瘦高、鼻子细长,被认为更接近先进的欧洲人。人口占绝对多数的胡图族长期处于劣势地位,这种错位不断累积着群体分化与对立情绪。1994年,卢旺达的胡图族总统与布隆迪总统一同坠机,被认为是图西族控制的军方所为,导致了两国内部的仇杀。

主人公加比的故事自家庭矛盾而始,由民族矛盾而终。加比的父母之间存在文化鸿沟,争吵不断导致分居。他不知道怎么应对法国父亲与图西族母亲的矛盾,此后更惨烈的民族冲突发生了:亲友大多卷入内战,母亲因为目睹卢旺达的亲戚被杀而精神失常,加比与妹妹作为法国侨民被接回巴黎,他们的父亲在撤离前意外身亡。

民族身份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件生来如此、自然而然的事,就像吃饭、说话一样简单。然而法伊向我们展示了殖民地人民复杂暧昧的身份主体,主人公平时跟其他混血孩子一起玩耍,组成了布琼布拉的富裕子弟群体,过着“阳光灿烂的日子”。由于这种“不纯”的身份,他不断被要求表态:在矛盾激化的父母之间,他很难做出抉择;在此后的民族大仇杀中,本街区的图西族青年要求他参与复仇,他不想成为凶手,却无法避免被卷入的命运。从这一刻开始,他的童年时代就结束了。

《小小国》的结局有很强的象征意味:法国父亲最终在非洲丧生,图西族母亲也在灾难中精神失常,这是欧洲文明与非洲文明对抗性关系的结局。在小说末尾,长大之后的叙述人通过回溯人生,终于决定积极面对一切,返回故乡寻找当年的朋友,并留下来照顾精神失常的母亲——伤痕累累的非洲文明的象征。与此对应的是,他的妹妹不愿再提及早年经历,也不想重返母邦,这是另一类移民的人生。

跨文化的知识人

布琼布拉被称作“花园城市”,紧靠世界第二深的淡水湖坦噶尼喀,年平均气温在22℃左右。和这里的气候一样,小说的基调并非干涸绝望,而是洋溢着一种热带的忧郁。低沉的色调之外有一抹亮色,那就是作家的文学行动本身。

在成长阶段,法伊这样的移民无疑面临各种困难,身份认同问题也会伴随他们一生,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他们又成长为跨文化的现代知识人,在全球化时代发挥着特殊作用。正如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所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后实现,催生了一大批跨国流动的包括大学教师、企业经理、技术人员、IT精英等在内的现代知识人,移民身份和文化杂合的特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可能会变成一种优势。当人们调侃夺冠的法国队是“非洲队”的时候,他们不应忘记这是世界文化融合的产物。法伊在音乐、文学等领域取得的成绩,同样是文化融合的一种成果。

德里克还指出,这类具有“杂合”身份的知识人一般只重视文化认同问题,疏于研究殖民地国家实实在在的经济落后、政治混乱等问题。从这个批评思路来审视法伊的文化实践,后者做得还不错。在《小小国》里,法伊写到了布隆迪的阶级矛盾。小说里有一段故事:主人公加比的生日礼物——BMX山地自行车被偷走,他和几个佣人一起追踪,发现自行车已经被转卖数次,到了乡下一户穷人家里。加比和佣人们夺回了自行车,这时卖车人早已不见,一辆自行车的钱对加比的家庭来说不算什么,而这家穷人却损失了数年的积蓄。

在这部分叙述里,主人公有几分任性,又有几分忏悔。作家对少年叙述人的塑造颇有深意,小说还写到法国父亲对雇佣工人的冷漠。在受限制的少年视角里,阶级矛盾只露出冰山一角,但无疑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内战结束后的布隆迪或是卢旺达,人们要面对的更多是这样的社会问题。

法伊的文学实践包含双重意义:认同法国文化,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独特的民族身份和文化传统。经历过民族冲突和苦难的他,正以自己的作品(包括音乐)来显示法国文化的多样性,反对那些苛刻和不包容的声音,弥合新世界里的文化裂隙。同时,他的成就也为本民族人民及其他移民带来荣耀,利用跨文化知识人的身份来帮助非洲发展。最近两年,法伊像他的笔下人物一样回到非洲,甚至把家搬回母亲的故乡,这既有利于音乐创作,也能帮助当地的发展。与此同时,他又在欧美进行巡回演出以及发表文学作品。文化多样性使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迸发出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