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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纯小说论:在军事文学领域不断开掘

来源:《十月》 | 张丽军  李君君  2018年07月30日08:47

如果从1986年在《青年作家》上发表短篇小说《愿望》算起,陶纯进入文坛已愈三十年。纵观陶纯三十余年的创作,抛除其中十年左右时间他进行影视剧本创作外,二十年里,他发表了300多万字的小说,大部分是军事题材的作品。众所周知,军事题材包涵两大块——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说句实在话,这两个领域是两块硬骨头,都不好啃。

革命历史题材向来是军旅文学书写的重点。十六岁就来到军队的陶纯决心以手中这支笔,写出几部好的作品来追忆过往的峥嵘岁月。回顾历史,刻画战争中的人与人性,是陶纯早期创作的重要内容。温暖的文字、细腻的情感、鲜活的人物形象、别具匠心的切入角度以及叙事中的崇高美是陶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给人的整体感觉。《小推车》《好天气》《天佑》《彩蝶飞舞》《生灵之美》等都是这类题材中的重要作品。

短篇小说《小推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之作。小说以淮海战役为背景,叙述了农村青年柱子受到战争热烈氛围的感染,跟随队伍走向战场后,他的父亲王怀炳老汉和邻居——新寡的少妇小娥也毅然加入支前队伍,用小推车运送军用物资来与他们共同爱着的人一起奋战的故事。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柱子、怀炳老汉、小娥原本都不需要上战场,但革命年代里为了战争的胜利,老百姓真诚奉献的心是火热的。陶纯用饱蘸生命情感的文字,渲染出了革命老区的热烈气氛:“号声在村落、田野和山峁间久久回荡。不见首尾的队伍在村外的官道上蜿蜒西去。老人、妇女和孩子们驻足于道路两旁,锣鼓声震天作响,妇救会的大闺女小媳妇把秧歌扭得像刚出锅的麻花,香喷喷让人眼花缭乱;煎饼、鸡蛋、苹果、花生、核桃、大枣在人群里飞来飞去,仿佛是天上落下来的。”一段极具画面感的文字,就将读者带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柱子的同班战友小算子临终前善意的谎言成了怀炳老汉和小娥战乱年代里的盼头,他们这一老一少成了战场上最英勇的支前队员,即便是后来得知柱子早在参军后的第一场战斗中就牺牲了,他们悲恸过后,依然坚强地推着小推车继续前进。这份朴素却又沉甸甸的情谊正是人民战争得以胜利的基础。小说的动人之处还源于陶纯充满生命温度与情感积淀的文字,早年乡村劳作的经历使陶纯形成了独特的语言系统。独生子柱子在五十九岁的怀炳老汉心中是什么位置呢?“柱子虽然长成了壮小伙子,但在怀炳老汉的眼里,他的儿子永远是庄稼棵上的嫩须须,开春时的树芽芽,碰不得拽不得,不容有闪失的。”庄稼棵上的嫩须须,开春时的树芽芽,那可是惜地如命的庄稼人的心尖尖呀!没有乡村经验是很难写出这样细腻、准确又接地气的文字的。陶纯的小说语言别有一种来自土地的气息之美。

中篇小说《天佑》(《人民文学》2016年第7期)是去年纪念红军长征八十周年之际隆重推出的作品。为了给部队搞给养,战士王大妮和唐本奇乔装打扮成货郎夫妇,诱绑了彭家寨大地主彭贵山年仅六岁的小儿子天佑,阴差阳错间王大妮等人无法将“人质”天佑送回家,不得不带着天佑跟随队伍一块儿前行。一路上本有多次机会将天佑留下来送人,但活泼可爱的天佑在与众人的相处中已经产生了感情,在几番纠结和斗争中,战士们决定带着他继续前行。在最艰难的长征路上,战士们依然关心、呵护着天佑。在玉龙雪山,唐本奇拼死将天佑托出了雪窟窿,自己却再也没能出来;在藏族聚集区巴安,部队因给养严重匮乏欲将天佑托付给寺庙主持时,极度愧疚与不舍的毛小虎为给天佑留下一只大灰兔作伴,而永远地留在了巴安城东的沼泽地里;在遭遇藏族武装袭击时,王大妮为保护天佑被打得全身流血而亡;在弹尽粮绝的松潘草地上,连长徐发祥紧护着腰间留给天佑的最后几把米而自己却再也没能醒过来……这些本身还是大孩子的战士们在长征路上为救天佑相继牺牲,而毛小虎用生命换来的那只大灰兔在长征的最后时刻救了二十个人的性命。《天佑》将人间正道融于对一个孩童的生命呵护之中,以最纯真、纯粹的人性之美诠释英雄情怀,令我们对革命初心的秉持有了更深刻的感怀,进而对人民福祉的创造者有了更入心的感恩。

“反特”题材是影视剧最感兴趣的大餐,其中的“女特务”更以其身份的神秘、亮丽的外表而格外吸引观众的眼球。中篇小说《秋莲》(《解放军文艺》2016年第10期)却塑造了一个另类的“女特务”形象。秋莲的父亲、国民党高级将领许宗衡在淮海战役中阵亡,母亲也随后病逝,在上海,举目无亲的秋莲在初恋对象高伦的诱惑之下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成为一名以护士身份作掩护的潜伏人员。一次偶然的机会,秋莲救了解放军某部英雄团长马九龙的性命,在上线老K的指示下她嫁给了马九龙。秋莲在做“母亲”和“妻子”的过程中平静度日,用心工作,渐渐忘了自己的特务身份,并且真正爱上了自己的英雄丈夫。然而,“特务”身份始终像一团阴云将她笼罩,在高伦威逼之下,秋莲战战兢兢地送过两次假情报,她的内心承受着极度的煎熬。丈夫和同事们对她越信任,她就越感到自卑和愧疚,历史错误终究有被清算的那一天……小说结尾处,秋莲身份被发现后自杀未遂,对党和国家有着深厚情感的军长马九龙立刻辞去了所有职务,尽管在秋莲的政治身份上马九龙打错了“包票”,但他并不后悔这辈子娶了秋莲做老婆。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在这里让位于真实的人性,人性的幽微与历史的吊诡在秋莲复杂的人生遭遇中体现出来。

严酷的斗争现实,考验着战争中的每一个人。“开小差”现象在以往的军旅题材中极少表现,短篇小说《好天气》却独辟蹊径地从这一角度入手,展现了战争中真实的人和人性以及红军战士的英雄形象。红军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各部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逃亡,连续作战,战士们都已经疲惫不堪了,此时丁小栓却意外地发现队伍竟然走到了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他不由地回想起一年前在那个宛若梦境的好天气里自己在山顶放牛的场景……大牯牛的意外坠崖使他成为了红军中的一员。可自当了红军之后,打仗打得脑子都乱了套,自己的亲人都很少想,哪里还有心思关心天气和风景呢?远离战争,渴望和平是战争年代里每一个人的心声。小说就在紧锣密鼓的战斗中让丁小栓一次次联想到:如果是个好天气,作为普通乡村老百姓的他又该在做什么呢?与想象中的那个明净、欢乐的世界相比,丁小栓此时所处的战场仿佛像是另一个与之对应的黑暗时空。战友斜眼、麻杆、班长、老黑、书生的相继牺牲让小栓的心再也不动摇了,他放弃开小差,最后一次用眼神抚慰了自己的家乡,在将战友们的遗体摆放好之后,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弥留之际的他仿佛又见到了梦境般的好天气。《好天气》从人性的柔软处入手,歌颂了红军战士的英雄形象,谴责了战争对美好人性的戕害,短短的篇幅竟给人以荡气回肠之感。短篇《彩蝶飞舞》和《生灵之美》也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战争对美好的人和事物的毁灭。陶纯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往往能选取特殊的切入角度,以鲜明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朴实又不失灵动的文字串联起一个个带有时代感和崇高美的富有历史温度的故事。

狄德罗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真实的人性不仅包括人的创造性、能动性,还应包括人的局限性。陶纯写得更好的是反映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作品。与以往军事文学中“高大上”的军人形象不同,陶纯从中国当下军营生活和军人的现实境遇出发,打破了笼罩在军人身上的层层光环,正视时代和文化转型时期军旅生活的新变化。在反映当下的军旅题材创作中,陶纯从军队、机关、家庭等多个角度切入,将以往军旅文学中被遮蔽或者说被淡化的军人的情感、欲望、苦闷、挫败还原,展现出当代现实生活中基层官兵的精神苦闷与现实遭际,映射出军人的理想、意志和品格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渐占上风的社会现实面前一再受到冲击和冷遇的严酷现实。

短篇《一个人的高原》呈现了长年驻守西部高原的老兵的精神苦闷。高原苦寒,环境恶劣,比环境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孤独,“这儿的天空确实美,可就是太空茫,连一只麻雀都见不到,偶尔能看见一只苍鹰,悬在天上一动不动,像一块被谁仍上天的石头,却又不能落下来……这儿的土地呢?这儿没有土地,这儿只有砾石,大戈壁是造物主留给人间的一道最难以下咽的饭菜。”长期面对高原造成了老兵与正常社会的某种脱节和“失语”,家乡的人早已不认识他,而在回乡时与姑娘的短暂接触中,他语无伦次的高原语言让姑娘望而却步。故乡也将他抛弃了,退役之后他将何去何从?没人能给他一个答案。《一个人的高原》表现出常年驻守边疆的士兵精神的“无根”与现实的苦闷,令人震惊和悲怆。

与冲锋陷阵相比,日复一日的机关生活可能更是对军人意志和品格的考验。中篇小说《雨中玫瑰》中的李明扬作为国防科技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在学生时代一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参加工作后,即便是写机关公文这样“干巴巴的材料”,李明扬也能像写文学作品那样,笔端注满情感。靠着文采飞扬的材料,他在单位里接替老许成为了“材料王”。他一直认为自己的职业是神圣的,然而在市场经济浪潮下军营也难以成为“桃花源”。当以往的同学、朋友成为商界的成功人士后,妻子赵梅也对他的工作产生了不满,认为他的工作没有多少实际价值。作为曾经的“战友”,如今的商业人士,妻子赵梅早已取得了成功,而在这个金钱与物质越来越成为主流的时代里,李明扬却拿着和小区保安一样的工资。夫妻二人的交流越来越少,价值观也出现了极大的分歧,在发现曾经崇拜他的妻子赵梅可能已经红杏出墙后,他再也坚持不住了,他的灵感渐渐消失了,写的材料越来越差,职务晋升也遭遇意外的失败。时代之变带来了价值观的冲击,任何时代都是属于强者的。目前这个世道,人们倾向于用你是否获得权力和金钱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你的价值。在这样的时代里,李明扬们该如何坚守自己的理想呢?陶纯表达了对和平年代里军人个体价值认同危机的关切。

一直以来,军队腐败问题是军事文学的“禁区”,即便是在反腐文学、反腐影视剧大热的时候也鲜少有人涉足。其实,军队腐败问题大家不是看不到,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不知能不能写、怎么写,久而久之,选择性回避就成了选择性遗忘,军事文学创作在这里成了真空。长期忽视军队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现实问题,导致当下军旅文学创作与其它非军旅题材相比,反映现实的能力大大削弱了。长期回避人们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囿于个人小圈子,重复书写军人所谓的奉献精神,广大读者自然也就会对这样的军旅文学渐渐失去兴趣。关注当下中国军队现实,就不应忽视和回避军中腐败问题,这也是重新拉近军事文学与读者距离的最好的办法之一。

陶纯认为,写三十多年来军队的变革,如果有意忽略这个重大问题,那就是一个军队作家的失职。因此他不想粉饰现实,不想回避矛盾,他想改变过去军事文学高大上的传统,把军人拉回到地平线。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反腐,为陶纯的这一创作愿望提供了重要契机,长篇小说《一座营盘》是他涉足影视剧本创作十年后的回归之作,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轰动。著名军事文学评论家朱向前认为,《一座营盘》是军队反腐题材的开山之作,其中涉及的人物之重,级别之高,问题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一座营盘》以A基地为缩影,以一正一反两个人物布小朋和孟广俊的人生经历为线索,深刻揭示了我军所存在的形式主义、用人不察、面子工程、决策缺乏科学、讲排场、浪费惊人、买官卖官等问题,希望以此引起人们对军队现实的关注,进而思考我们民族的命运。它勾勒了一幅当代军营的众生相,其中既有康又汉、布小朋、夏忧这些与“大环境”不那么融洽的、坚持原则和底线、始终心怀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正义之士,也有孔家瑞、孟广俊、冉淮等善于投机钻营的腐败之徒。小说通过布小朋和孟广俊这一正一反两个人物形象展现了当代军营中正反两种力量的拮抗。布小朋和孟广俊是同年入伍的战友,但二人在性格品行和命运轨迹上却有着天壤之别。布小朋老实耿直,廉洁自律,讲究原则,是一个“死认真”、“严重缺乏灵活性”又“不会拐弯”的人,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他始终“不搂不贪不糟蹋军费”,在诱惑面前坚持“不伸手”。担任基地财务处长时,他不卑不亢,时常卡人,不该批的经费不批,以至于得罪了很多人;在担任606仓库主任时,他严肃纪律,重整军风,不搞迎来送往那一套,硬是凭借一己之力将这个连年落后的单位带出了泥沼;在任三师九团团长时,为提高军队的效率和战斗力,他坚持搞夜间训练,结果出了事故,面临严重的处罚,可就在此时他也坚决拒绝了孟广俊、冉淮等人提出的“好事变坏事”的建议;在得知接待王仁天司令一顿饭就花了两万元以后,他心疼坏了,“两万块,我姐在家种地,一年能收入几千块就不错了。我们一顿饭,造进去两万块,这要遭报应的……”姐姐去世后,他惟一的外甥牛牛可以说是他最大的牵挂,他朝思夜想,希望帮姐姐照顾好牛牛,但即便如此,布小朋也不愿为此违背原则。在大环境的挟裹与军营政治生态恶化的情况下,“不忘本”、“不伸手”就是布小朋保持灵魂“干净”、“纯粹”的法宝。以往军事文学对军队腐败状况基本不涉足,无形中给人造成一种‘很见不得光’的印象,这反而让人危机感大增。陶纯通过布小朋这个人物形象给了我们信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军队的希望。

与布小朋相比,孟广俊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机智灵活、胆大心细、善于投机钻营的人,正像有论者指出的,“很大程度上,孟广俊这个人物就是在人情社会中脱颖而出的典范”。他让我们不由联想到军中大老虎谷俊山。生活中,像孟广俊这样办事灵活,又精明能干的人更是吃得开。他费尽心机在基地周围转了好几圈,只为能给下来视察的总部江副部长做出一碗满意的臊子面;他独创了“四菜一汤”换茬的接待办法,表面上遵守了规定,却又维护了领导的面子;为了讨好北京的孔家瑞首长,他把孔家瑞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安排进了师职干部病房;在担任营房处处长期间,他大搞营院建设,铺张浪费严重,但短短三年之间也让基地营区大变样,旧貌换新颜;连驻地市委书记都搞不来的茅台特供酒,孟广俊却办到了;允许军队经商办企业那个时期是孟广俊的“黄金时代”,他把军车牌照租出去赚钱,通过关系搞到军用飞机走私韩国现代汽车,又组织调动各方力量倒建材、倒油、倒煤、倒化肥、倒食用油,他所做的每一笔生意都赚钱。基地靠他挣的钱给干部们盖了七栋宿舍楼,一举解决了多年的欠债。孟广俊确实是一个“干事”的人,是适应中国人情社会的典范。臊子面、购物卡、特供酒、热水器,甚至连基地“最正派”的杨政委,孟广俊都有办法让他心安理得的收下一些名人字画。

在当代文学中,我们看到了太多关于“失败”和“妥协”的故事,那些充满了浩然正气、给人以信心和力量的“英雄”形象似乎越来越少了。毫无疑问,《一座营盘》是当前军事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是一部能够在军事文学创作史上留下地位的作品,它一扫“温柔敦厚”的文风,直指军内腐败问题,塑造了一个信念坚定、始终心系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平凡英雄”布小朋的形象。另外,孟广俊、夏忧等人物也是过去文学画廊里鲜见的艺术形象。作品抓住了事关我们时代和民族命运的大主题,以别样的勇气和魄力对整个中国军队复杂的政治生态进行了深刻的披露和反思,写出了和平年代里人民军队面临的是一场更加严酷、可怕的战争——反腐之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输不起的战争。作者多次表示,写腐败不是为了展示腐败,而是为了呼唤正义与清明,《一座营盘》让我们看到了陶纯的忧思、勇气、血性与担当。

在文学式微的年代里,作家们更应该承担起民族和时代的责任,继承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关注当下中国现实问题,勇立时代潮头,创作出更多生长于中国土地上的、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好作品。陶纯对于和平时期军人形象的塑造、军旅文学表现领域的开拓,都让我们看到了氤氲生成的大气象。书写现实,又不回避矛盾,以真诚、坦率的态度揭露当下现实存在的种种问题与矛盾,陶纯挖掘的深度与批判的力度在当代军旅文学中前所未见,但正因其蕴含的强大正能量,反而不让人感到灰暗与绝望。希望的花朵不惧黑暗的火焰。